在环保法领域，由于各具体部门的环保立法在字面上大多采取了与《环境保护法》第41条及《侵权责任法》第65条相同的措辞，对合规致害责任的相关规定的不一致并不那么明显，需要仔细分析相关条款才能发现。

其一，生育能力是专属女性的自然能力，但是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生育本身都是一个家庭属性的概念。随着时势的变化，第25条作为宪法秩序中的规范，面对计划生育目标即将完成或已完成的现实，显得抽象涵盖性不足。

相应地，第25条生育控制与第33条人权引导下的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似乎显得愈发紧张。国家作为治理技术也可称为广义上的人口治理。然而，也是在福柯看来，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是重商主义和财政重商主义，与其说它们是经济学，不如说，它是针对一个独立的事务提出的新方法。从个体到人民，人口似乎是个透明的环节。无论是人民还是人口，都没有从臣民（sujet）概念中分离出来。

但是，仍旧要注意的是，即便现代化发达如今日，家同人口之间的自然关联仍无法取消和替代，家仍旧是人口公共治理不可化约的一个基本单位，婚姻和继承法是这种不可化约性的典型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现代历史，神权与世俗王权之间并非两类完全异质的事物，斗争的结果是你死我活。其一贯做法是：不断地重申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却始终没有从法律权利的角度对其进行清楚或确定地界定。

二、职业自治与契约化管理：前宪法时代的学术自由早期美国的学术自由发轫于英国中世纪以来大学自治传统，主要内容是尊重大学教师的教学自由，排除外部势力对大学的干预。[9]其宗旨是从非专业的董事会手中，夺回对学术评价的控制权。这一原则提出了两项任务：一是如何界定宪法规定的范围的边界，因为它是用来界定宪法性学术自由权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范围，并指导大学自治如何与学生、教师的学术自由权互利共存的。[5]不过，鉴于学术自由在外延上的不确定性、内容上的专业性和法律关系上的复杂性，它是否是一项法律权利以及权利主体、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等等，迄今仍是各国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没有定论的难题，一味要求法院给个通盘决断是不现实的。

Sweezy和Keyishian判决发布后，学术界和法律理论界以功利主义、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分析为基础，尝试将学术自由解释为一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首先，将学术自由视为言论自由的一个伴影，同样也是探求真理的工具，因为最纯粹的真理来自于思想的自由市场。[3]在宪法缺少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无疑成为了界定学术自由之法律地位和权利内容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在本案中，供Sweezy主张权利的规范依据，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而非学术自由。其主张的核心价值观是：让一个有能力且正直的大学教师，能免于经济和政治顾虑去开展研究、教学、出版，哪怕是小众的研究。Sweezy因为在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发表了一个讲演，而被州检察长的审讯传唤，但他拒绝向调查组交代问题，被判了藐视法庭罪。[23]法院对决定的尊重程度，取决于这个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要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以及这个决定危害到了谁的权利。

[13]通过援引大学四项重要自由——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14]Frankfurter框出了学术自由的基本内涵。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不公平地对待、伤害作为个体的非少数裔申请者，确保了作为手段的种族区分入学政策与实现多样性学生群体这一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法院还引用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多样化学生群体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更好地训练学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和社会需求，成为更好的专业人士。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一直努力以一事一案、集腋成裘的姿态，小步推进问题的解决办法。

[18] Grutter, 539 U.S. at 329、330.[19] Grutter, 539 U.S. at 329、330.[20]不过，也有学者倾向于将Grutter判决视为对纠偏行动之合宪性的明确决断。因为美国虽然注重学术自由，但并未在宪法中予以明文规定。

例如 Robert C. Post, The Supreme Court, 2002 Term—Foreword, 117HARV. L. REV., 4(2002).[21] See e. g. Flint v. Dennison, 361 F. Supp. 2d 1215, 1221(D. Mont. 2005); Nieman v. Yale Univ., 851 A. 2d 1165, 1172(Conn. 2005).[22] Erica Goldberg Kelly Sarabyn, Measuring A "Degree of Deference": Institutional Academic Freedom in A Post —Grutter World, 51 Santa Clara L. Rev. 2011, p. 220.[23]在2006年的Rumsfeld v. FAIR案中，法院判决校园就业、招聘等事务不属于核心学术事务，因为没有关涉到课堂谈论、探求真理、自由学习等核心学术事务。[11]教授协会建立的一系列学术自由制度虽无法律效力，但适应了工业革命后美国社会的新需求，有助于解决研究型大学中新涌现的大量争议，因而逐渐为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所接受，并成为了后者建立相关规章制度的依据。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再次承诺保护学术自由，指出该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特别关注的，而宪法绝不容忍任何法律用正统理论控制学校的课堂。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与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无关。除却核心学术决策，其他大学事务均不在学术自由权的保护范围之内。Frankfurter大法官在同意判决结论、但不同意判决理由的附随意见(concurring opinion)中更进一步，指出学术领域的思想与行为被推定为免受政治当局的审讯，并主张将政府排除出大学智识生活。Grutter判决肯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未列举的宪法权利，并且可能先于其他宪法权利——例如宪法平等权——受到保护。二是法院若对大学的决定持某种程度的尊重，那么须先行判断大学的一项决定何时是值得尊重的，以及如何落实这种尊重。

因此学术自由是否是一项真正的宪法权利，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2]持相反观点者认为，在职业自治的传统下，学术自由权的主体，首先是学术机构，而不是教师或学生个体。

教师受制于非学术的校董事会，他们被视为是公司雇员而非大学成员，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在美国法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和教师管理核心学术事务的权利，是一项由最高法院创制的宪法未列举权利。

终审此案的联邦最高院基于正当程序条款判决罪名不成立，同时阐述了它在系争个案中发现的一项重要价值——学术自由。例如在纽约城市大学聘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争讼中，纽约州最高法院居然以社区的公共健康、安全和道德品行为由，判决聘用契约无效。

[10]1940年，教授协会又制定了《学术自由与长期聘用原则声明》，强调学术自由是教师在研究与教学方面的权利，并将长期聘用制与学术自由结合在了一起。只要有助于探求真理，错误就应被容忍。See Rumsfeld v. FAIR, 126 S. Ct. 1297(2006)。[1]在美国法律界，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宪法权利，曾经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规范的是公民和政府两者的法律关系，而在学术自由领域，大学始终作为一个他者、往往是主导者在场。但在批评者眼里，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高法院在处理学术自由的方式上却是晦涩、模糊和犹犹豫豫的。

因此，Sweezy案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第一案。[18]法院细致论证寓于学生群体多样性之中的重大教育利益：多样性入学政策有助于打破种族陈规、促进种族间相互理解。

因此界定学术自由权的边界，尤其学术自由的具体类型及其相互之间的权利边界，是潜伏在Grutter案中的深层次法律问题。在1957年的Sweezy v. New Hampshire案中[12]，联邦最高法院探讨了学术自由为何重要，以及它是否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价值。

五、结语从美国的司法判例来看，学术自由权保护的是大学自主管理和学术、教学相关的核心学术事务，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尊重的程度，取决于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意识形态中立与否以及是否危害到了别的权利。因此，任何明示禁止大学在入学政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州法律都违宪。相应地，所有对大学核心学术决策——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施以非专业政治控制的法律，皆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

但遗憾的是，法院在分析第一修正案和学术自由这一衍生性基本权时，并未运用或建立起清晰的基本权规范语义规则，对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和外延，仍一如既往持谨慎的保留态度。至19世纪70、80年代，研究型大学逐渐兴起，大学在智识导向上有了根本变化，即从宗教信仰背景下的价值追求范式，转向科学努力下的真理探求范式。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法学院的入学政策是否侵犯了宪法上的平等保护条款。个中问题的一个根源，是各方对学术自由的不同维度及各个维度的内涵均缺乏清晰的理解。

教师以培养有虔诚宗教信仰的神职人员或法律、医师等为目标，很少有人去追求学术。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针对大学及其教师的联邦、州法律，若可能侵及学术自由的核心领域、阻碍教师追求真理，同样不得适用。